在北京东城区，从一个寻常的胡同走进去，穿过一条狭长的通道，再拐过一段围墙，迎面是一栋普通的旧式六层公寓楼，没有电梯，拾级而上三楼，敲开老木门，左手边是一间朝北的房间，周有光老先生就端坐在书桌前，笑眯眯的，桌上几本书。

  周老107岁，没有鹤发，却是童颜：隆起而饱满的前额，头发稀少倒也只是半白半黑，脸庞总是带着笑容，所以皱纹很少，皮肤细腻，白里透红。手里拿着一块纯白的丝质手帕，精神矍铄，神情淡然。这是一间早有耳闻今日第一次亲见的小房间：朝北，只有9个平方米，现为周老的书房兼会客室。周老说：“这个房间小，又朝北，但我喜欢这个房间，我年纪大了，耳朵不行了，因为房间小，所以聚音，有利于听觉。”

  环墙几只大大小小的书架，摆放着高高低低厚厚薄薄的书。临窗的这一张小木桌，周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张小书桌，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书稿，一半放电子打字机。书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扑克牌，突然一张不见了，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面去了。”他在《新陋室铭》中对此书桌也是敝帚自珍：“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这张小书桌，见证了周老多少作品的问世。百岁后的周有光，仍每日坚持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每个月至少发表一篇文章。特别“潮”的是，他还在新浪网上开设了博客，人气很旺，粉丝无数。2011年上半年，一家出版社刚刚出版了周老的一本新书《拾贝集》，这本书，无疑是目前国内最高寿者的最新作品。

  一条小巷走出三位语言学大师

  周老是江苏常州人，是我的老乡前辈。我与他说起家乡的双桂坊、青果巷、弋桥、南大街，他立即接话：“这些地方我都很熟，我就出生在青果巷。瞿秋白也出生在这条巷子里，赵元任9岁后从天津搬回老家，就一直住在这里。盛宣怀、刘海粟家也不远，拐一两条巷子就到了。”

  同为家乡前辈的赵翼有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短短一条百米青果小巷，竟差不多同时走出了三位最负盛名的中国文字改革大家，诚可谓“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赵元任1892年生，瞿秋白1899年生，周有光1906年生。赵元任博学多能，他的学生王力说他是“先当哲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最后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界尊称他为“汉语言学之父”。瞿秋白精通俄语，曾多年生活、学习、工作在苏联，深受列宁“语言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对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倾注了极大热情与精力，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亲自修订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发表了十几万字关于语言文字的文章，是我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先驱者与倡导者。在我国文字改革史上，他是继赵元任之后运用现代语言学、文字学对中国拼音文字作通盘考虑的第一人。

  至于赵元任、瞿秋白的这一位小老乡、老邻居周有光，则是现在语言学界公认的“中国汉语拼音之父”。众所周知，周有光主持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自1958年2月全国人大批准后开始进入大陆每一所小学的课堂。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当我说起“汉语拼音之父”时，周老挥舞起他雪白的手帕连连摆手：“这个不敢当，这个不敢当。当年做拼音方案，主要是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他们两人还有其他工作，我只是做得多一点而已。”

  他接着说：“我本来名字叫周耀，民国后，时兴不取字了，只取名，并且时兴取双名，我就成了‘周耀平’了。在省常州中学上学时，我和吕叔湘是同班同学，那时候与吕叔湘一样对语文很感兴趣，常常相互讨论。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时，主修经济学。不过，大学里有选修课，我就选修了语言学。后来也写了几篇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但因为是语言学的外行，就不敢用本名发表，因为我原来名‘耀’，自己起了个假名字‘有光’，后来‘假名’成了‘笔名’，再后来‘笔名’就取代了‘真名’了。我现在是‘周有光’替代了‘周耀平’，‘语言学家’替代了‘经济学家’，以假乱真，乱套了。”

  周老说到这儿的时候，发出了童真而又有些得意的朗朗笑声，并用雪白的手帕遮住嘴，笑了个不停。终于笑停了，周老这才把手帕拿下来，轻轻地探过身子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现在牙齿坏了，不好看了。”

  从民众教育的实践者到语言学的研究者

  周老在自己的简历里曾专门写到他曾任江苏教育学院教师。很巧合的是，我也曾在江苏教育学院做过几年老师。当然，周老任教的那个江苏教育学院，是1928年3月创办的我国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该校一直开办到解放前，坚持了20年，是“国内历史最早而最悠久之民众教育专才培养与民众教育学术研究阐扬机关”。现代著名教育家孟宪承、高阳、俞庆棠、钟敬文等曾在此校工作，解放后学院改名苏南文理学院，后并入现苏州大学。我所任教的这个江苏教育学院，则是解放后成立的为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所设的一所师范院校。

  我向周老提起江苏教育学院，他思维极其敏捷，立马接话说，他那个时候是跟着老师孟宪承去的。孟老师是个教育家，那时他们崇尚‘教育救国’，实践丹麦教育家格隆维的“民众教育”。19世纪后叶丹麦被普鲁士侵占，丧失了大片国土，农村濒于破产。格隆维是个牧师，他提倡教育权利平等，重视农民教育，希望由复兴农村而使民族强盛。经过几十年努力，丹麦18岁以上的国民广泛接受了“民众教育”，民众普遍恢复了民族自信，后来不仅收复了国土，而且农业发达，一跃而成为北欧富裕强大的国家。

  周老说，孟宪承推广和实践“民众教育”，与当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一样，都想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周老说：“我大学毕业后，孟先生带着我从上海来到无锡，后来又到杭州，先后在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后改名为江苏教育学院）、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做教师。”那时农村很落后，民众教育要与各级民众教育馆相配合，开设各种补习班、培训班，教学内容五花八门，有补习商业知识的店友补习班，有以文化与家事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补习班，有算学专修社、英文专修社、商人补习班、工商补习班、民众夜校、农民俱乐部等。周老有“周百科”之美誉，他在民众教育的广阔天地如鱼得水，苦中有乐，乐此不疲。

  这一段民众教育的实践，前后有五六年时间，他亲身体验了农村农民生活与城市贫民生活。周老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对社会底层百姓渴望文化有了切身感受，对汉字改革与扫除文盲有了动力与使命。那段经历对我解放后从事汉语拼音工作帮助很大。”

  1955年，周总理亲自点名要求周有光来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说起这件事，周老说：“那要感谢陈望道先生。我解放前较长时间从事经济学研究，在银行工作，先在国内，后到美国。1949年我回国在上海，一边教授经济学一边继续做银行工作。有次见到陈望道，他是复旦大学校长，语言学家。他说我国50多个民族，上百种方言，大多数人为文盲，很需要统一的满足国家需要的文字语言。他还对我说，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很重要。在文化中，教育是大事，在教育中，文改是大事，在文改中，拼音是大事。他叫我把自己写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收集出书，我听了他的建议，1952年就出了本《中国拼音化文字研究》。后来这本书被周总理看到了。我是49岁半路出家，扔下了经济学，开始了专门的语言学研究。”

  对特殊教育寄予厚望

  当听说我所在的南京特殊教育学院正在筹建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时，周老很高兴，放慢语速说：“这个很重要。国家现在很重视特殊教育。盲人、聋人如果接受到好的教育，他们会与健全人一样能够自食其力，一样能给国家作贡献。”他还说，当年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学校曾组织过对聋生的夜校补习，他参加过对聋生的培训，那些聋生聪明得很。

  他要我详细介绍博物馆建设的设想和进展情况，听得非常认真。我说完后，周老转身从身后书架上信手取出一本外文书，熟练地翻到一处，指着一篇英文文章对我说：“这是我上世纪50年代写的一篇关于手指字母的论文，在国外发表的。”周老喊来保姆说：“我家有复印机，可以复印一份给你。”

  周老又让我记下几个名字，说他们都是我国解放后专门做特殊教育的专家，可以一一去拜访他们。我欣然答应。

  保姆复印好文章一边交给我，一边悄悄跟我说：“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过会儿还有一拨客人要来。”这时周老又拿起那块雪白的手帕遮着嘴笑道：“你从江苏赶来，耽误你时间了。1947年我在美国，有个朋友叫何廉，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与爱因斯坦熟悉。他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你可以去与他聊聊天。我去了两次。爱因斯坦跟我说：一个人如果活到60岁，工作的时间大概13年，业余时间有17年，能不能成功，主要看业余时间干什么。我现在全是业余时间，所以时间不值钱了，成无业游民了。”

  （作者单位：南京特殊教育学院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