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的他，少言寡语，内敛而低调；讲台上的他，慷慨激昂，像个斗士。

  □ 不间断的阅读、写作，让他常常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揭开种种教育乱象背后的症结所在。

  □ 喜欢看书，酷爱藏书，尤爱教书，满脸书卷气，回首50年的人生旅程，他感慨自己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阅读。

  聚焦名师

程红兵：我原本就是一介书生

  ■本报记者 张贵勇

  程红兵，教育学博士，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

  初见程红兵，感觉他有点儿闷，话出奇地少。

  但是，就是这个过于内向的“很不起眼”的人，在种种教育乱象面前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他曾质疑魏书生的教育管理缺乏对学生个体的关注，疾声呼吁公开课不能再演戏了，抨击“千校一面、万人同语”的中小学同质化趋势，批判当下学校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伪现代化”现象……此时的程红兵，是个十足的“教育愤青”。

  对于教育批判者的角色，程红兵常常一笑了之。他说，如果真的要追根溯源，可以说是多年阅读的结果。回首50年的人生旅程，他感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书，爱书、藏书、看书、教书、写书，就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骨子里“我原本就是一介书生”。

  怀念自由散漫的读书时光

  “在上饶一中当老师时，学校对老师要求没那么严格，上完课我就泡在资料室里。如果说我有一点读书底子，除了大学里留下的，就是那时读的书。”

  程红兵至今很怀念中学时代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读书时光。

  那时的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上高中时，《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上海的早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被列为“禁书”。因为被禁止，所以很神秘，“那时候好奇心强，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找同学借。有时不得不干一些体力活，如劈柴、做蜂窝煤等，才能混两本书看”。

  高一下学期，程红兵走进工厂，加入学工大潮。工厂的师傅们不敢放手，只是让他们打杂。一些年轻的师傅爱看书，他们借书的渠道也比较多。于是，跟他们混熟之后，也能看到一些不容易借到的书。为了逃避检查，这些书往往披着《毛泽东选集》的封面，里面却是屠格涅夫、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阅读时，很有一种地下工作者的味道。

  “中学是最快乐、最自由的年代，因为没有考试的压力，不要求读书，反而读了很多书。”程红兵说，大量的阅读使他的写作有了很大的提高，老师经常把他的文章作为范文在班里朗读，“当时心里特别得意”。而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他坦言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4本大部头培养了我对语言和文字的敏感，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让我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青年，以至于文理分班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

  因为喜欢读书，1978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第二年，程红兵成为上饶一中唯一考取大学文科专业的学生。

  在大学里，程红兵爱买书是出了名的，买书量在全年级“至少前三名”。师范生每个月有14元饭菜票，后来涨了3元，大多用来买书了。理发不去理发店，而是同学之间相互理，家里每个月给的20元零花钱甚至也都成了购书专款。而今，他家里的藏书已达两万多册，每个角落都可谓“书香四溢”。

  20世纪80年代初，正赶上社会流行美学热，程红兵找来李泽厚、朱光潜等著作仔细研读。也就是在那时候，他的文学修养和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功力与日俱增，以至毕业后到上饶一中教语文时，教科书上那点东西教起来游刃有余，剩下的时间大多泡在学校资料室。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管理资料室的陈老师特别关照他，还说：“你想看什么杂志和书，告诉我，反正这个资料室就数你看的书最多。”那时，他最喜欢的杂志是《新华文摘》、《文史哲》、《读书》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的《读书》杂志，他至今仍在订阅，出差时会带上一本，每次阅读都有种回到青春时代的感觉。

  “如果说我有一点儿读书底子，除了在大学里留存下来的，就是那个时候读的书。”程红兵说。

  批判意识其实是一种阅读习惯

  “如果感觉书中某个地方不对劲，我习惯记下来。隔一段时间，再来看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否正确。如果依然觉得作者说得不对，就搜集资料，写出自己的观点。”

  凡是听过程红兵讲课或读过他文章的人，都折服他缜密的推理和严密的论证。这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热衷的逻辑学。

  程红兵坦言，大学4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被誉为“思维的广播操”的黑格尔著的《小逻辑》，“当时100多名同届同学中，我的逻辑课分数是最高的”。教他逻辑课的胡正谒老师是当时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仅有的两位教授之一。由于胡老师的推荐，他买来了《小逻辑》，与形式逻辑课对照阅读，还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深奥的理论部分看不懂，他就画表格，一一对应着去理解。后来读丹纳的《艺术哲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他用的也是这种画表格的方法，“画一画，许多东西就清楚了”。

  对逻辑学的研究让程红兵受益匪浅，也让他养成了爱琢磨、关注旁例或反例的思维习惯。在上饶一中教书时，他讲课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学校虽然不管，但有一条非常看重，就是高考成绩。他觉得，任何东西都是有规律可寻的，于是开始研究题型和解题技巧。他把历年高考题目按照知识点和解题规律进行分类。把这些题目分析透彻之后，他没有灌输给学生，而是摆在学生面前，让他们自己发现解题的规律和技巧。这样一来，学生印象深刻，效果非常明显。

  爱琢磨让他的班高考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也将他从课堂上彻底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

  程红兵看书喜欢思考，如果觉得书中某个地方不对劲，他就将之记在本子上，后来有了电脑，就立刻敲下来。隔一段时间后，再来看自己是否还坚持当初的想法。如果依然觉得是作者不对，就搜集资料，写出不对在哪里。

  因为这种读书习惯，程红兵发表了《对高师中文专业教育的反思》，痛陈师范院校教出来的是不懂教学、不会教学，更不知教学管理的学生。他的《公开课，不要再演戏了》，直指公开课作假的现象。而对于一些高中越来越重视应试的倾向，他著文指出高中不是大学的预备班，而是要为学生的人生和精神奠基。

  “批判和建设是我阅读中的两条线，在我头脑中不断形成。”程红兵说，书读得多了，知道得多了，不自觉地就会作比较，一比较就知道什么是毫无意义的伪问题，什么是有价值的真问题。“看到问题不说出来，心里就难受”。2011年暑假，他去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访问，几天下来他感触很深，写下了《误读美国教育——中国英才教育批判》，观点振聋发聩——“如果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不加改变的话，未来科学世界的高峰仍然是美国人的”。

  读出教育的本真与内涵

  “多年的阅读让我对语文、对教育有了深切的感悟。我越来越发现，许多学校离教育的初衷、教育的本源渐行渐远，而守护教育、发展教育的根基其实就在课堂。”

  有人说，程红兵是一个“另类”校长，表现之一就是敢做许多校长不敢做的事。在我国当下的中学，尤其是重点高中，坚持给学生上课的校长寥寥可数，因为学科考核跟在后面，比不过其他教师会很丢脸，面子没处放。

  在担任校长期间，程红兵坚持带班上课，而且他所带的班的语文成绩在年级组里总是第一名，让同行们心服口服。其中的奥秘，说到底是阅读带给他的底气。

  每当接手一个新的班级，程红兵都会布置一项特殊的语文作业：每课一诗、每月一书。3年坚持下来，他和学生们一起读了几十本文化名著，在一个个年轻的心里埋下了读书的种子，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毕业10年了，还有学生打电话给他，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推荐一下。他的女儿就在他所带的班，复旦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硕博连读，她随身带的几本书里没有一本专业书，都是文化名著。

  多年的阅读不仅让程红兵对语文有了深切的感悟，对教育的理解也逐渐加深。他越来越发现，教育的关键在教师，而守护教育的根基在课堂。而今，他将视角逐渐从校园文化转向课堂教学。每次听课，他不会坐在后面，而是坐在教室黑板两边的位置，因为“可以看清课堂全员参与和交流的情况，能观察到每个学生的表情”。而且，不只是语文课，他也喜欢听数学课、体育课、音乐课，而跨学科的评课往往让执教老师很信服。

  “现在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文教师的功底太差，不看书，只看教参，没有人文积淀，对文本的理解和分析不够，与学生没有知识落差。”程红兵说，现在一些校长心思不在课堂上，离教育的初衷越来越远。学校追求现代化，却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学生。还有的校长追求学校宾馆化，背离了精英教育的本源。“教育的核心价值追求，应该体现在办学目的上，那就是为了学生终身可持续地发展，为了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2010年8月4日，程红兵调任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从谋一校之发展转向谋全区近4万名教师的专业成长。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说：“工作的最后10年，我希望做些更富于挑战性的事情。”

  平台变了，角色变了，关注点变了，但不变的除了他的教育情结，还有对阅读的热爱。

  名师书摘

  教师应是思想者

  ■程红兵 

  检讨这些年来的从教生涯，我有一个明显的体会，无论怎样，思想不能缺席，教育需要价值思想。

  思想是一根香烟，是一杯浓茶，是一杯咖啡，是一支雪茄，是一个教学行为，是一本教科书，是黑板上的板书，是一次暑假作业。但一根香烟不是思想，一杯浓茶不是思想，一杯咖啡不是思想，一个教学行为不是思想，一本教科书不是思想，黑板上的板书不是思想，一次暑假作业不是思想。

  思想是什么？思想是形而上的，思想关乎价值，思想是附着于外物、附着于行为的内在的关乎价值、形而上的东西。思想从终极上思考：外物为谁而存在？行为为谁做？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而做？

  教育也罢，语文教学也罢，都要有思想，教育就是文化的传承，语文教学就是语言的习得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核心就是思想，抽去了思想，我们还有文化吗？但是我们有思想吗？我们似乎有思想，教育以学生发展为本，是思想，但又不是思想，当这句话蕴含在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物当中，蕴含在一个个具体的教育行为中，它就是教育思想；当这句话成为一种标语口号、成为一种标签，随处张贴、随时呼喊，那它就不是思想。

  我们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我们不断地进行技术操作层面的变化，一期课改我们说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二期课改我们说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我们是否思考过我们为谁而改，我们为什么改？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是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取而代之的理由何在？其生存的条件是什么？语文教科书原本是以体裁组元的，现在改为题材组元，原本是课文与思考练习合在一起的，现在拆分为二。对此，我们同样要问：为谁而改？是为教师而改，还是为学生而改？是为知识而改，还是为改而改？为什么而改？改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

  课文有的有思想，有的未必有思想。茨威格《世间最美的坟墓》有思想，何为最美？朴素最美。为什么朴素最美？朴素的背后是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这里蕴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

  任何改革的背后都有理性，有的是工具理性，有的是价值理性。

  任何教育行为背后都有理性，或者是工具理性，或者是价值理性。

  思想的缺席，是最可怕的缺席，思想的缺席是灵魂的缺席，我们太多地沉浸在热潮中。一种热潮来了，往往就是思想的缺席，因为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种话语，只有一种热情，从众固然不孤独，但是没有了自己，没有了思想。我们都在大家的、时尚的思潮中淹没了自我的个性。

  我们不能自说自话，这是我们话语能力丧失的一个显现。我们习惯于跟风走，我们喜欢讲模式，讲网络技术，讲教学方法，讲研究性学习，讲课程。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技术，关注操作。于是思想的缺席便自然而然了。

  我有一个直觉，语文教学以前是教学论的附庸，现在是课程论的附庸，以前的话语系统是教学论的话语系统，现在又是课程论的话语系统。语文教学这门学科始终没有独立性，也不知何时能够独立。

  思想的缺席，使我们发育不良。缺乏醍醐灌顶的思想启蒙，使我们的群体发育不良。在语文的圈子里，我们很少听到充满哲学意味的思想话语。

  （本文摘自《从“被教师”到名校长——一个特级教师的成长故事》，程红兵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对话名师 

  上一两堂好课不难，难的是不断上出好课；发表一两篇文章也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在学习、思考。名师与普通教师的区别在于韧性、在于坚持。

  名师贵在坚持读书和思考

  ■本报记者 张贵勇 

  教学不能被简化为技术

  记者：很多名家都提倡教师阅读哲学和教育哲学之类的书，这类书对普通青年教师到底有多大作用？如何才能让这类书籍真正内化到教师的教育教学中？

  程红兵：教育哲学还是应该读一些的，原因在于，教育哲学能帮助教师思考教育的本源性问题，帮助教师回到教育的原点来思考教育。

  当下的课程改革有一种技术化倾向，教育教学多沉浸在技术层面上，教师更多地热衷于讨论教学的技术问题，如同课异构、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与学科教学的整合、教学模式等。这些东西固然是重要的，但我认为不是最重要的，只关注这些而不考虑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导致课程改革流于形式，浅表化，简单化，深入不下去。课程在文化层面上没有多少变化，依然是比较保守、封闭的，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缺钙”。

  美国学者阿莱克斯·斯坦迪什认为，教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需要教学理论、哲学、文化的支撑。如果教师对教育理论、儿童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历史以及学科知识没有掌握，他们是不应该教学的。这些对于一个师范生理解他的角色、形成自己的教学理念、成为一个合格教师是非常关键的。诗人纪伯伦有句诗说得好：因为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我以为教师也好，校长也罢，应该思考最重要的问题——教育的价值取向、文化旨归、哲学意义以及终极目标，这些最终将决定教师教学行为，决定我们的教育话语、教育细节。

  语文教育需要潜心探索

  记者：语文教育需要批判和建设，但当下对语文教育批判的多，建设的少。您觉得如何构建真正适合的语文教育？

  程红兵：批判是需要的，但语文教育事业更需要学理性的批判，需要基于建设好语文教育这一目的指向的学理性批判。坦率地说，这样的批判还是不够的。

  语文教育的出路在哪里？我以为在于常态环境下的语文教育科学实验。而这一点恰恰是这些年来语文教育事业所缺乏的。实话实说，今天的教育环境已经变得非常浮躁，教育的外围——社会到处是急功近利的现象，这也影响了很多教育界人士，一边在号召课改，一边马上树立典型；一边启动课改项目，一边开始介绍经验，展示课改成果。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本身就是急功近利的表现。教育是复杂的，那种希望快刀斩乱麻的心态、那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必然是昙花一现。

  教育是慢的艺术，现在语文教师、语文教育专业研究人员更应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搞教育教学实验，特别是常态下的语文教育科学实验，多务实，少务虚，做一些大样本的科学调查，做一些大规模的跟踪分析，力求科学严谨，切合实际，不要把力气都用在名目翻新上，不要期望建立一个改变一切的教育模式。唯有如此，语文教育事业的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解决，语文教育事业才能进步。值得欣喜的是，现在已经能看到一些语文专业研究人员、语文教师开始这样做了。我相信并期待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就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

  名师与普通教师的区别在于坚持

  记者：你觉得从普通教师迈向名师最难的一道坎是什么？在阅读上，你觉得普通教师如何完成向名师的蜕变？

  程红兵：我知道回答这个问题是有风险的。一不小心，别人就认为你以名师自居，于是招来各种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既然问起，我也不便推辞，推辞也会让人觉得你矫情。

  说句实在话，普通教师和所谓的名师原本没有多少差别。没有智商的差别，所谓的名师并没有几个是高智商的，或者说得极端一点，所谓名师大都是智商平平的，没有超乎常人之处；没有学历的差别，一般名师的学历并不是特别高，学历高的也未必成为名师，更有许多名师是学历不达标的，比如钱梦龙、魏书生都不是大学毕业，更不是硕士博士，但不妨碍他们成为人们公认的名师；没有资历上的差别，不是年资高的教师就是名师，不是年资低的教师就成不了名师。

  我以为，名师与普通教师的区别就在于韧性、在于坚持。上一两堂好课不难，难的是不断上出好课，上出几千堂好课；发表一两篇文章也不难，出版一两部著作也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在学习，一辈子都在思考。这就是名师与普通教师的差别所在。于漪老师常说：我当了一辈子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我上了一辈子课，上了一辈子令人遗憾的课。这两句话充分表明名师成为名师的关键所在。

  阅读可以影响人，而坚持阅读、不断思考才是改变人的关键所在。

  记者手记

  我听过几次程红兵的报告，深为他的独到见解而叹服，私下里也跟他接触过几次，但与台上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当谈及有关读书的话题时，我又看到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程红兵。原来，他的所有兴奋点只在与语文有关、与教育有关的事情上，由此他总是拒绝酒桌宴请、不愿走近领导的个性，便多少可以理解了。

  优秀的教师总是心无旁骛，身在课堂、心在教育，真正的名师总是一辈子学习、思考并引领着同行一同前行。程红兵说，他很喜欢他的第一本专著《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上的封面插图。他感觉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现实中，程红兵的确做到了不平则鸣，他的呐喊让教育界感受到了久违的新鲜气息。而他值得同行们学习的，除了敢说敢做的个性，还有成就他的从未间断的阅读。

   名师荐书

 《什么是教育》，[德]雅斯贝尔斯 著，邹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3月出版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只有11万字。作者以哲学家的眼光看待教育，许多话语一针见血，让人叹服，比如“爱的理解是师生双方价值升华的一个因素，但实现它的途径如今似乎已不是教育，因为现行教育恰恰阻碍了爱的交流”。书中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教育思想语录，可以提升教师的智慧和精神境界。这本书可以当成教育哲学来读，也可以当成语言精美的散文、美文来读。 

  《美国语文——美国著名中学课文精选》，马浩岚编译，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推荐理由：作为教师，应该做到心中有人、有学生，胸中有本、有教材。所谓“有教材”，很多人理解为对所教教材非常熟悉，这固然不错，但我以为，还应该对教材进行比较研究。该书是美国当代的中学语文教程，选编的课文以美国历史发展为线索，取材于不同时代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及文学代表意义的文章。书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性、开放性、综合性，对我们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旧文重读——大家谈语文教育》，赵志伟编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推荐理由：该书选编了梁启超、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胡适等众多大家关于语文教育、教学的精彩文章。这些现代语文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有许多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品读、玩味。这些文章对当今语文教学有较大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当我们在热衷时尚阅读的时候，不妨回转身来，看看他们的文章，就知道差距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