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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怎样的高中阶段教育

[日期:2014-04-08] 来源:  作者: [字体: ]

 

    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终身教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2007年获中国科学院首届“国际合作奖”,2008年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和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奖”。

 

    ■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有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才作为基础,尤其需要建立至少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劳动力和人才储备体系。

    ■尽管中国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已经进行了巨大的投入,但对中国政府来说,当前迫切需要评估的是,中职教育到底要为中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中国政府的公共财政对于中职教育的大规模投入是否达到了最初的预期?究竟是优先发展中职教育更能满足中国发展之需,还是优先发展普通高中教育?

    ■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在中国经济社会未来20年发展的总体战略上,一边重新规划高中阶段教育的总体构架,一边尽快完善后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水平评估体系。

    ■本报记者 柯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为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正在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根据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将达到90%,并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这意味着中职教育将进入发展的黄金期。

    然而,最近几年,学界和社会上对于发展普通高中和快速发展的中职教育费效比,以及究竟优先发展普通高中还是中职学校,出现了不少争论。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下,究竟发展什么样的高中阶段教育更符合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过往的国际经验,对于中国在优先发展普通高中与中职教育之间的战略选择上,有着怎样的启示?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对在华从事了30余年田野调查研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高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人力资本现状需要怎样的教育?

    世界经济学界很早就提出,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平等,取决于该国当前的收入不平等现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该国当前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因为人力资本积累或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将成为未来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

    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现状如何?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农业政策和农村问题的著名发展经济学专家,罗斯高教授认为,中国当前的人力资本现状远不能适应中国正在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罗斯高称,劳动力供给问题已逐渐成为制约中国当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中国无限制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近年来,中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在不断上涨,产业结构调整压力也在逐步增大,“用工荒”、“技工荒”和就业难等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正在显现。

    中国如何破解发展中面临的劳动力供给问题?罗斯高认为,已有的发达国家或成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经验表明,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有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才作为基础,尤其需要建立至少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劳动力和人才储备体系;确保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后,恰恰有赖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过去5年,依托“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组建)通过对中国展开深入研究后,罗斯高发现,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学龄儿童占全国学龄儿童的45%到50%,其中,超过8000万儿童年龄在6至15岁之间。这些孩子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劳动力的中坚力量,他们今天所能获得的教育状况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劳动力的供给质量,更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

    上世纪中后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或许对今天的中国有所借鉴。19世纪60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处在类似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时,都建立了一整套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优质教育体系。这些至少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劳动力储备,为本国、本地区产业结构成功地由低端制造业向现代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高端产业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农村教育一直是整个中国教育体系中发展比较成功的部分,不仅仅是因为孩子们都上了小学,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全体6至12岁适龄儿童(包括女孩和少数民族孩子)今天都能坐在教室里接受教育。可以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中国劳动力和人才储备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罗斯高说,中国后义务教育阶段(包括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发展的不均衡,目前已成为制约中国劳动力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瓶颈。

    2009年,罗斯高和他所在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团队对6000万学生的高考成绩研究发现,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远低于城市地区孩子。其中,城市地区孩子进入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几率,是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45倍;进入普通四年制本科大学的几率,是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8倍,即便是普通大专院校,城市孩子也有7倍于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可能性进入这些大专院校。

    “高等教育发展的这种不平衡在入学率上的反映,还只是冰山一角。”罗斯高认为,“后义务教育阶段中国教育的发展,其实和很多发达国家一样,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必须上大学。但国际的成功经验是,至少接受完整的高中阶段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技术水平至关重要。比如二战后的德国、日本所建立的高质量职业教育,既为它们的高端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本,也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素质和生产率。”

    罗斯高援引2009年的数据分析说,虽然2009年中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79.2%,但在劳动力主要来源地的农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只有50%,西部边远农村的普及率更低。这一毛入学率的差异反映到了中国农村地区实际人口的涉及面,这意味着中国有超过1.5亿农村孩子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后就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确实不是一个好信号”。

    教育能否扭转中国发展不平衡趋势?

    过去30多年,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在改善民生、提高老百姓生活质量、减少贫困等方面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但是,对于下一个30年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的中国将依靠什么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的势头,国内外学界有着各种不同版本的争论和预测。

    通过对世界不同国家的经济转型进行的对比研究,罗斯高认为,经济发展的“铁律”表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之间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历史上,许多国家在试图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为最突出的矛盾。比如,在东亚地区,韩国、台湾在实现转型过程中一直保持较好的经济均衡发展模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智利、墨西哥、哥斯达黎加、阿根廷等一些转型国家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并最终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些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1500美元左右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具有区域性和结构性发展不平衡特点的中国,在产业转型升级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当下,究竟能依靠什么实现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转型之路?是像近邻日本、韩国、新西兰那样获得较好的转型,还是像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那样转型呢?

    根据罗斯高的分析估算,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差不多与1990年时的日本相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将宣布结束。而且中国和日本这两大经济体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同时两国都具有比较相似的高等教育体系。

    罗斯高教授认为,中国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经济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2025年到2030年间如何解决或缓解劳动力收入分化和不平衡问题,“而这也将依赖于中国教育能否培养出足够数量的、适应中国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并以此缩小因人均生产率水平、劳动力收入差异而逐步拉大的差距”。

    “可喜的是,最近一些年,中国政府已经在积极探索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并希望借此尽快改善中国劳动力的素质。”罗斯高说,中国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从为提升中国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强大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的高度,将持续的教育投入作为支撑中国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并制定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时间表:从2009至2015年,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从79.2%提高到87.0%,到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90%。

    罗斯高认为,随着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对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以及用于高中阶段教育比例的提高,如何分配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共投资才能更好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从而满足实现中国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不同的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投资策略所带来的投资绩效究竟如何?这些无疑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和政府管理部门共同面临的一个战略选择问题。

    什么样的高中阶段教育是中国之需?

    从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来看,高中阶段教育主要包括两大类型: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其中,中职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和技工学校教育。罗斯高说:“如何有效配置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共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如何优化和平衡高中阶段教育中普通高中教育和中职教育的公共投资比例和结构。”

    依据已有的研究,罗斯高指出,相对于普通高中教育,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中职教育的个人收入回报率还是相对偏低。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世界银行就建议各国将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共投资更多地从中职教育转向普通高中教育。然而,与国际相比,尽管纵向来看,中国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回报率有所提高,但从横向比较来看,在中国,中职毕业生的回报率仍然普遍低于普通高中毕业生。

    “从宏观的投入角度来看,尽管中国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已经进行了巨大的投入,但对中国政府来说,当前迫切需要评估的是,中职教育到底要为中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中国政府的公共财政对于中职教育的大规模投入是否达到了最初的预期?究竟是优先发展中职教育更能满足中国发展之需,还是优先发展普通高中教育?”面对记者,罗斯高一口气说出了一连串问号。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广泛的实证研究,采集足够的第一手数据。”罗斯高引用他所在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团队2010年起对中国东南沿海和中西部一些省份中职学校的调查结果,表情严肃地对记者说,“我们的跟踪调查发现,学生在进入我们随机抽取的中职样本学校学习两年后,不仅没有学到他们进校前设想的先进技术知识,甚至一些学生的基础数学、语文知识相对于初中还倒退了。”

    “你知道倒退幅度是多少吗?”说着说着,罗斯高突然瞪大眼睛反问记者。据罗斯高介绍,他所在的研究团队通过随机干预实验的研究方法对中职样本学校的学生进行了两期的标准化数学能力的测试。结果发现,在进入中职学校学习两年后,学生的标准化数学考试成绩比原先在刚入校时倒退了0.08个标准差,贫困学生甚至倒退了0.3个标准差,这意味着学生在两年后的基础数学应用能力比初中三年级时倒退了近3个月,而且不少学生在进入中职学校半年后发现不能学到新技术时,就选择离开学校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种流失率是目前中国所有类型学校中最高的,大约30%的学生未完成中职学校规划的2年学习期而选择提前离开。

    当务之急是完善后义务教育评估体系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在中国经济社会未来20年发展的总体战略上,一边重新规划高中阶段教育的总体构架,一边尽快完善后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水平评估体系。”罗斯高说,“如果做一件事情只有投入,没有效果评估,那是相当可怕和令人不解的。”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对高中阶段教育的评估呢?罗斯高解释说,对于那些目前还没有进入高中阶段或即将进入高中的学生而言,是选择上高中还是读中职,已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由于缺乏完善的高中和中职教育评估体系,中国的老百姓无法获得最新的、最权威的评价信息,谁也说不清哪所学校办得好、好在哪里,于是乎,中职教育作为一个教育门类很容易被老百姓全盘否定,最终家长干脆让孩子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成为当前制约中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中职教育)发展的严重障碍。

    “事实上,中国在加大投资力度发展中职教育过程中,对一系列关键问题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罗斯高毫不掩饰地说,“首先,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的供给现状如何?是谁在办?生源、融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究竟如何?其次,农村作为中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以及未来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农村初中毕业生在高中阶段的入学状况到底如何?他们的入学选择(普通高中、中职学校还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受哪些因素影响?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的扩招和助学金政策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普通高中教育免费措施对他们的入学选择有没有影响?最后,中职教育相对于普通高中教育的回报率优势在中国是否普遍存在?中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否应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等。”

    “像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发展问题的梳理,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当务之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对于中国制定未来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共投资战略、培养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劳动力和人才储备,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罗斯高认为,当前的现实是,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由于缺乏规范性的教育质量评估标准,高中教育承办主体复杂多样,层次不齐,虽然拿到毕业证的学生人数不少,而真正达到毕业水平的人数却有限。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发展后义务阶段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教育,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绕不开的问题。

    以经济危机阴影下的德国为例,罗斯高介绍说,欧债危机使很多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德国正是因为特有的双重职业教育体系,使得该国青年失业率仅为7%,而法国、意大利则占高达30%至40%。在欧洲,甚至在全球,没有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程度能达到德国的水平。

    德国靠什么成就了青年的低失业率?“靠的就是特有的双重职业教育体系。”罗斯高说,在德国,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也参与到企业的实习工作中去。而且在这一教育体系中,行业协会担负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通过对教育企业的资格认定、教育合同的履行管理、考试考核的命题主持以及资格证书颁发的直接干涉,使得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能够很好地衔接,学生能迅速参与到企业的高要求生产中去。这说明高素质劳动力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经济低迷时期的就业压力。这对经济增速回落的中国来说,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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