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赞之（1901—1928），名培绪，又名茂宁，化名伯涛。山东省昌邑市饮马村人，系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于赞之自幼聪颖，童年就读于本村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会英小学与崇德完小。1919年，考入潍县基督教会学校文华中学。在文华中学就读期间，他对于披着宗教外衣、推行奴化教育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深恶痛绝，这也更进一步激发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

于赞之喜好文学，能言善辩，谈吐不俗，在师生中深孚众望。“五四”青年运动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师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期间，于赞之被推选为文华中学的学生代表，他与文美等学校的师生联系，组织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抵制洋货，开展爱国反帝宣传。为了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唤醒民族精神，他联合进步学生创办了不定期出版的《醒华报》，散发给附近各校师生。于赞之的革命行动，使学校反动当局大为不安，不久，于赞之被强令退学。

于赞之个性刚强，不畏强暴，仗义直言，他就读于文华中学时曾发生过一次篮球比赛事件。

事件的始末是这样的：

1922年春，文华中学与青岛的一所美侨中学举行篮球比赛。当时文华中学篮球队的教练是美国人姚尔斯，这次比赛的裁判员也是姚尔斯。比赛中，姚尔斯多次无故判罚文华中学队员，并以教练身份强令撤换主力队员。虽然裁判极不公正，但文华中学代表队仍然战胜了美侨学生队。第二天，于赞之就以《中美篮球赛参观记》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于赞之以热情的笔触歌颂文华中学代表队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同时痛斥了姚尔斯的可憎嘴脸。文章结尾写道：“当记分员刚唱出中国队员以大比分战胜美国队时，观众的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队员们陆续离场，观众也慢慢散去。人群中隐约有声道：‘赖也不中！’（意思是耍赖也不行）。”这篇文章深得国文教员张义景先生的赞赏，他的批语是：“本文意旨正如语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适可作为我中华民族‘五分钟爱国热情’的针砭药石。”

于赞之被强令退学后，没有消沉，反帝信念愈加坚定，爱国热情愈加炽热。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于1924年秋考取了齐鲁大学文理学院。

在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学习期间，于赞之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自觉接受革命理论的熏陶，为提高革命理论水平，他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交流学习心得，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5年秋，为在齐鲁大学发展建立党组织，山东省委派丁君羊同志考入齐鲁大学。当年，有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来齐鲁大学讲演，讲演过后，丁君羊立即撰文批驳其反动谬论，并印成传单，连夜张贴在校院内。第二天，于赞之看到传单后，便与同学张同俊、曹仲植等找到丁君羊，表示赞同丁君羊反对用宗教进行侵略的观点，并愿意与丁君羊合作战斗。不久，经关向应、丁君羊介绍，于赞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齐鲁大学第一个学生党员。随之，他又介绍张同俊等同学入党，并成立齐鲁大学党支部。

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于赞之受组织委派到国民党济南市党部，从事学生运动和做党的宣传发展工作。

1926年北伐时期，于赞之深入到济南鲁丰纱厂发动组织工人，支援北伐战争。后又到山东南部巡视，开辟工作。在长期发动组织学运、工运和农运的革命实践中，于赞之逐渐成长为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1926年3月，省委派于赞之到泰安发展建立组织，他同王仲修等同志一起，在泰安蒿里山秘密开会，正式建立了泰安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泰安支部，于赞之任组织委员。

7月，于赞之等同志到泰安萃英中学开展党的活动，先后发展刘德林、朱玉淦、孟宪尧等20余名进步师生为中共党员，1926年冬建立了中共萃英中学党支部，于赞之任书记。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1927年5月份，山东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在革命转折的危急关头，于赞之根据省委指示，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9月份，他不顾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来到泰安，担任泰安苏维埃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发展党的组织，并直接领导了萃英中学的革命活动。为了开展莱芜县农会工作，9月份在泰安嵩里山召开全县党员会议。根据斗争形势需要，会议决定把原来的泰安县苏维埃支部改建为中共泰莱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赞之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不久，他参加了省委在潍县乐道院养正小学召开的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要急速进行武装”指示的会议。会后，于赞之按照会议要求到昌邑县饮马村与黄复兴、黄世五等研究饮马村组织贫农和建立农民武装问题，随即返回泰安。

为落实省委“要急速进行武装”的指示，于赞之对莱芜的现状作了分析，莱芜村村有寨，有火炮，这是武装暴动的有利条件。10月份，县委首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组织发动莱芜盐商对付反动盐巡，捣毁官办盐店，使盐价低落，从而争取了广大农民群众。11月份，于赞之向省委作出《泰莱暴动计划》报告，准备发动农民，先攻打口镇，然后里应外合攻占莱芜县城。省委对这个计划十分重视，并作了具体指示。但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该计划未得实施。

1928年2月15日，省委决定泰莱县委的工作重点仍放在泰安，“莱芜县委取消，各支部直属泰安县委领导”，于赞之任县委书记。

1928年4月国民党北伐军在泰安消灭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后进军济南。5月3日，日军为阻挠“北伐”，借口保护日侨，出兵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并残杀了中国外交公使蔡公时等十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

此时，山东形势极其混乱，处于蒋冯两系及日军、直鲁联军残余势力并存的状态，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当时，以自卫为宗旨的红枪会组织在鲁北一带发展很快，鲁北特委准备组织“红团”举行暴动。为此省委调于赞之来到鲁北任特委委员，组织暴动。他和同志们深入到各村宣传发动民众，要求加入红团的贫农日增数十人，红团势力很快控制了高唐县谷官屯周围25个村庄。鲁北特委领导红团镇压恶霸、剪除不法盐商，声势之浩大，震动高唐全境，波及鲁北各县。鲁北特委原定于五月四日举行暴动，但因计划泄露，起义前遭高唐县大队和土匪集团联合袭击，未能成功。

“五三”惨案后，工农运动陷入低潮，于赞之从鲁北调回济南，与张干民一起负责宣传发动工作。揭露日军疯狂残杀我军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勇敢地和日军侵略者进行斗争。于赞之他们以复习功课准备高考的学生身份作掩护，隐蔽在一个警察家里，他满怀激情地编写宣传材料，书写标语，揭露日寇暴行。他经常为刻印材料彻夜不眠。有一天夜里，敌人密设岗卡，戒备森严，于赞之仍然机智勇敢地从南关徐家花园进入齐鲁大学学生宿舍，逐人发送宣传材料。他这种英勇坚毅的斗争精神给学生以极大的鼓舞。

有一天，于赞之到鲁丰纱厂作宣传发动工作，很晚还未回来，张干民十分不安。原来于赞之返回时，路经日寇炮楼，日本兵荷枪实弹，逐人搜查。搜查到于赞之时，他泰然自若，挺身而过。回来后，他对张干民说：“我是走在祖国的土地上，脚踏实地，何怯之有！万一日寇拦住，我就乘其不备，夺下枪来，反戈一击，乘胜脱险。”

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于赞之不仅充满了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且保持着吃苦耐劳乐观进取的优秀品质。他为革命辛苦奔波，因经济困难常常吃不上饭，有时口袋里装几小片豆饼，饿了就肯上几口。有一次他到大槐树散发传单，从清晨到深夜，没吃上一口饭，晚上回来风趣地对张干民说：“我这条皮带可成了宝贝了。肚里无饭，把皮带紧一紧，不但可以挺直腰板，而且走路更快。”尽管生活困难，于赞之还经常给房东小孩买小人书、买糖块，密切了群众关系，保证了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

1928年南北军阀混战中，地处胶潍走廊的昌邑县成了各路军阀流窜亡命的通道。他们所到之处，横征暴敛，老百姓深受其害。为了自卫，昌邑各地农民先后自发组织起红枪会。为了充分利用红枪会组织，同年6月5日，于赞之受省委派遣，回到家乡饮马村。

回乡后，他与党的同志一起，首先领导农民进行抗给养斗争。当时各路军阀路经昌邑，都征收大量的过兵费。名义上是補给军饷，实际上是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大肆搜刮民财，以中饱私囊。

8月初，军阀王自成勾结饮马村豪绅诈取过兵费数千元，责令农民每亩地缴纳铜钱四十吊，民众根本无力缴纳。

于赞之深入民户，广泛动员，组织贫民会，抗捐抗税。贫民会在墙上刷写标语“快入贫民会，不纳捐和税”，张贴布告申明“打倒土豪劣绅，解除父老的困苦”，“不纳财主捐和过兵费及一切苛捐杂税”，同时还印发传单，散布到附近各村，农民的革命斗争形势不断高涨，敌人只得让步，豪绅放弃收捐，军阀不敢进村，农民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贫民会的发展，为组织农民武装打下了基础。在于赞之领导下以贫民会的骨干分子为主，成立了红枪会，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以饮马红枪会为中心的联庄会，很快发展到高密县、平度县42个村庄，他们设岗放哨，刺探情报，防备军阀流冠的骚扰。10月6日，以杨家桥等村为首的红枪会会员二百余人，攻打南窜石埠的军阀高老七残部，毙敌一百余人，并击毙匪首高老七，依附土匪的伪县长齐杞南仓皇逃回泰安。这次抗击军阀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昌邑农民运动的发展。

在斗争中，于赞之从贫民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于10月份成立饮马村党支部。不久，于赞之在饮马村召开全县党员大会，确定了斗争任务，研究了活动计划，使全县农民斗争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农民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于赞之领导农民，先后斗争了恶霸地主于维清和于德深，强迫他们交出高利贷帐本和贪污的粮款，缴获了地主张孟合藏在家中的枪支弹药。

于赞之的革命行动，不仅触怒了土豪劣绅，也使他的父亲十分担忧和恐惧。他父亲千方百计阻止他的行动，将他反锁在家里，不让他出门。于赞之激愤地对他父亲说：“你不过有几十亩地，你无权干涉我的信仰！”他在家里墙壁上写满了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同时，让他家里的长工，为他传送指示、信件，坚持领导农民运动。其后，他父亲贴出声明，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并把他逐出家门。早就背叛了家庭的于赞之，对此漠然置之，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住在岳父家里，继续领导农民斗争。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国民党昌邑县党部及反动军阀、土豪劣绅受到极大的威胁。国民党昌邑县党部煽动张宗昌残部黄凤歧与饮马村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围剿饮马红枪会。12月24日，于赞之等负责同志根据敌人要于25日突袭的情报，决定举行暴动，研究好斗争策略，作好了战斗部署。

25日清晨，饮马村红枪会会员二百余人与外村一千余名红枪会员齐集饮马，布阵决战。上午10时，黄凤歧匪兵二百余人进入到饮马村北，见红枪会声势如此浩大，罢兵求和。并假意声明，支持贫民红枪会的行动。下午各村红枪会员陆续撤回。

不料，翌日黎明，地主豪绅勾结军阀突然返回饮马，操刀杀人，当场有四位红枪会负责人被杀害。于赞之不幸被捕，被押到昌邑县城，当晚十时，壮烈牺牲，时年28岁。

于赞之同志短暂的一生，闪耀着革命的光辉。他全身心投入革命，艰苦备尝，百折不回，他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和献身精神，为后起革命者树立了极其光辉的榜样。

于赞之同志牺牲后，山东省委认为“于赞之同志的牺牲是我们党的很大损失。”山东省委出专刊纪念于赞之同志，号召党员同志向于赞之同志学习。（校史办供稿）